朱海康 | 泛黄的钱币，不朽的记忆——在二战胜利80周年回望那些镌刻苦难的货币
作者：朱海康
湖北省收藏家协会文献分会副秘书长
泛黄的钱币，不朽的记忆
——在二战胜利80周年回望那些镌刻苦难的货币
今年9月3日上午，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80年前的8月，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上午9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陆军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代表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签署投降书。中国则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那些曾在沦陷区强制流通的钱币——军用手票上的“大日本帝国”字样、伪满币上的“康德”年号、联银券上的天坛图案，突然失去了所有“价值”。但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在历史学者的手稿中、在老兵颤抖的指缝间和收藏爱好者藏品中再次遇见它们时，这些泛黄的纸钞、锈蚀的硬币，早已超越了“货币”的属性。它们是凝固的血泪，是具象的苦难，是80年来从未褪色的历史证词，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正以沉默的重量，提醒我们：有些过去，永远不能被风干，决不能忘怀。
一、日本军国主义将购物凭证转变成战争机器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二战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日本军国主义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以残酷的军事侵略手段践踏了无数国家的土地，还通过经济层面的掠夺，给被侵略地区带来了沉重灾难，其中发行各类钱币以及操控伪政府货币体系便是其经济侵略的重要方式。这些钱币的背后，隐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与残暴，是对被占领地区经济的无情剥削和对当地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
日本本土在二战期间，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其货币发行陷入了混乱与疯狂。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资源愈发匮乏，日本开始在货币材质上做文章。
日本本土货币的演变，是其战争经济走向崩溃的直接镜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费开支急剧膨胀，1937年全面侵华后，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例突破70%，庞大的战争消耗迫使日本政府放弃金本位制，转向无节制的货币增发。
例如，1941 - 1942年发行的昭和铝制五钱，铝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且不同年份重量逐渐减轻，从侧面反映出战争对日本国力的巨大消耗。日本妄图通过这种方式制造通货膨胀，以缓解战争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却让本国百姓也深受其害，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经济秩序混乱不堪。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货币体系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民众的财富在通胀的浪潮中不断缩水，原本稳定的经济生活被彻底打破。人们为了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金钱，社会矛盾也因此日益加剧。
二、发行军用手票来疯狂掠夺财富
在其占领区，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地通过发行军票来疯狂掠夺财富。日本军用手票简称军票，是日本政府用于发放日军饷的货币。二十世纪初日俄战争时已使用，每次对外用兵皆用。太平洋战争时期是其全盛期，日本疯狂发行，还逼占领地居民兑换。因发行无保证金、无特定发行所，军票不能兑换日圆，日本政府借此支配占领地经济，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掠夺占领地经济的手段，给被占领地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灾难。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携带的“军用手票”（甲号票）率先登场，有拾钱、伍拾钱、壹元、伍元、拾元五种面额，属直型票，主要在浙江省沿海地区流通。此后，随着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为了满足其愈发膨胀的掠夺需求，又陆续推出乙号、丙号、丁号、戊号军票。乙号军票于1938年8月发行，增发了五十钱和十钱两种面额，主要在上海流通。丙号票紧随其后，于1938年10月出笼，它是利用乙号票三种面额旧钞版，将银行名改为“大日本帝国政府”，主要流通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1939年5月，丁号军票发行，模仿法币采用横版及中国人所熟悉的云龙和凤凰图案，共有10元、5元、1元、50钱，10钱、5钱及1钱7种面额。1939年12月推出的戊号军票，则是把丁号军票正面印有的“大日本政府军用手票”中的“军用手票”四字删除，同时在1元以上的大面额票面印上红色的记号和号码，50钱以下的小面额票面上印上记号，并且到1940年3月以后，还增发了二厘五毫军票，比丁号军票多了一种面额。到1944年，日本在战争后期物资极度匮乏、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还增发了两种百元军票大钞，甚至出现“现地刷”百圆纸币。这些军票没有任何准备金，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用以搜刮沦陷区物资的工具。日军通过强制民众使用军票，将沦陷区的粮食、矿产、工业原料等各类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粮食为例，原本价格亲民的大米，在军票的冲击下，价格飙升数倍，普通民众根本无力购买，只能忍饥挨饿。许多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卖家产，四处借贷，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贫困和死亡的命运。
这些军票的“面值”，从来不是印在票面上的数字。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上海一地就有30亿军票变成废纸，相当于10万商户、50万家庭的积蓄一夜清零。那些曾被刺刀逼着收下军票的农民、商贩，最终只能抱着成捆的纸币痛哭——这哪里是货币，分明是日军给中国人民开出的“掠夺账单”，每一笔都浸着血汗。
三、大满洲国钱币：伪满政权下的资源掠夺缩影
“大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权，大满洲国钱币。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掠夺与殖民统治的产物，见证了那段屈辱的历史。
1932年伪满成立时，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第一批硬币是铜镍合金，正面印着“大同二年”，背面是稻穗图案，看似“本土化”，实则牢牢绑在日元战车上。1935年，日本宣布伪满币与日元等值挂钩，东北的黄金、白银被大量运往东京，仅1936年就有200吨黄金通过伪满银行流向日本。
随着战争升级，东北的铜、镍被优先用于制造炮弹，硬币材质一路降级：1938年变成铝币，1941年铝也稀缺，只能用“镁纤维”替代。
伪满币的“通胀曲线”，就是东北人民的“苦难曲线”。1932年发行初期，1元伪满币能买10斤大米；1945年日本投降时，1000元伪满币才能买1斤发霉的高粱米。14年间，伪满币发行总额从1.5亿元暴涨到136亿元，而东北的工业产值被日军控制，农业产出70%被强制收购。那些印着“勤民楼”“孟子像”的纸币，最终成了“掠夺证书”——证明日本如何用“货币统一”的名义，将东北变成其“战争资源库”。
四、联银券上的天坛：华北平原的“金融灾难”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1938 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创办的银行。该银行于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发行过壹分、伍分和壹角的铝制辅币，这些铝制辅币也采用了天坛祈年殿作为图案。天坛祈年殿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壹角券上印着天坛祈年殿，伍角券上的建筑图案是卢沟桥，卢沟桥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因“七七事变”在这里爆发，而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壹元券上的建筑图案是曲阜孔庙中的大成殿，上面的人物是孔子。曲阜孔庙是祭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大成殿是孔庙的主殿。
另外拾圆纸币上的人物有关羽，荀子。壹百圆纸币上的人物是黄帝和舜。壹仟圆纸币正面的图案是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力量。
纸币上除人物外，还有龙等图案。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代表着吉祥与力量；同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傀儡金融机构，发行这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纸币，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麻痹民众，掩盖其经济侵略的本质。此外，发行的这些货币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罪证。设计者试图用“中国符号”掩盖其殖民本质。
“联银券”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发行的货币，它的滥发导致物价飞涨，中国人民的财富被掠夺，因此被百姓称为“汉奸票”“走狗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过不同套的纸币，有不同面值，还曾设计大钞但因日本投降未发行。
更残酷的是“军购掠夺”。日军用联银券强制“收购”华北的棉花、煤炭：1942年，河北农民辛苦种出的棉花，被日军以每斤0.1元联银券“收购”，转手在东京以每斤1元日元（与联银券等值）出售，差价全成了军费。那些印着天坛的纸币，每一张都沾着华北农民的汗与泪。
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银行结束，国民党财政部规定了联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例。这些内容反映了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联银券”是日本侵华的经济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
五、中储券上的“和平”华中地区的“经济绞刑”
中央储备银行。它是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军扶持下，大汉奸汪精卫组成的伪“国民政府”建立的银行。1941年1月6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南京，虽由伪国库筹拨资本，但实际被日本人掌控，是日本借汪精卫伪政权实施更大规模经济侵略的工具。该银行发行的纸币“中储券”推出后受抵制，汪精卫伪政权通过贬低法币价值、强制兑换等手段推广，最终在除东北外的沦陷区统一使用，发行数额巨大，充分体现了日本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强盗本性，
发行的纸币在不同民国年份（民国29年、31年、32年、33年、34年）有多种面值，涵盖从分、角到元，甚至万元的券种
中储券的发行量，是一部“疯狂通胀史”：1941年13亿元，1942年60亿元，1943年343亿元，1945年飙升至4600亿元。上海的米价从1941年每石（150斤）80元，涨到1945年每石20万元，4年涨了2500倍。街头小贩用麻袋收钱，买块肥皂要数钱数到手软；工厂老板宁愿用布匹、粮食当“硬通货”，也不愿碰中储券。这种被称为“废纸券”的货币，最终将华中地区的经济绞杀殆尽——据统计，1945年华中工业产值仅为1937年的30%，无数家庭在“货币雪崩”中家破人亡。
六、伪蒙疆与冀东货币：边疆掠夺的“末梢神经
蒙疆银行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在伪“蒙疆联合政府”（由伪察南、伪晋北、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联合组成，受日本军部控制）下成立的傀儡金融机构。1937年12月1日成立，总行设张家口，多地设分行；发行过1元、5元、10元、100元等面值的纸币，以及5分、1角、5角等辅币（仅5角银币流通，其余多为样币）；初期有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流通，1939年起逐步回收伪满券，其纸币成为蒙疆地区主要流通货币；流通于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其纸币印有成吉思汗像和蒙古文，试图以“民族主义”包装殖民本质；硬币则采用“成纪纪年”（以成吉思汗诞辰为元年），1942年的一分铝币，由日本造币局生产，却印着蒙古包图案，堪称“文化伪装的掠夺工具”。1945年日本投降时，蒙疆币发行总额达35亿元，伪政府头目德王卷走3亿元逃往北平，留下的32亿元货币瞬间作废，内蒙古牧民“一生积蓄化为废纸，许多人绝望自杀”。
1935年，殷汝耕在日本唆使下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11月成立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发行纸钞及硬币以掌控当地金融。1936年伪冀东政府发行的“冀东银行券”，流通于河北东部22县，硬币以唐山天宫寺塔、五色旗为图案，试图借“地方符号”麻痹民众。
在华北边疆地区，日本通过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发行区域性货币，完成对边疆资源的掠夺。但仅1年后，随着日军全面侵华，冀东币被并入联银券体系，完成其“过渡性掠夺”使命。
结语：货币背后的历史警钟
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行的各类钱币及伪政府货币，绝非单纯的“经济工具”，而是侵略战争的“副产品”——它们以“货币统一”为名，行“资源掠夺”之实；以“金融自主”为幌子，达“殖民同化”之目的。这些钱币的流通史，记录了被侵略国家经济的崩溃、民众的苦难，更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与残暴。
这些钱币，是80年前的“罪证”，更是80年后的“警钟”。它们提醒我们：经济侵略从来不是“温和”的，当一种货币背后是刺刀与强权，它带来的苦难绝不亚于枪炮；它们警示我们：国家的经济主权有多重要——当货币不能由人民掌控，百姓的衣食住行就会被外人拿捏；它们更教会我们：和平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用“铭记”去守护的珍宝。
如今，这些钱币已成为历史文物，但其承载的教训永不过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货币独立是民族独立的根基。铭记这些钱币背后的血泪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任何形式的经济侵略与霸权主义，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自主。每一枚斑驳的钱币都在警示：唯有国家强大、经济自主，才能抵御外来掠夺，守护人民的财富与尊严。
80年过去，这些钱币早已退出流通，但它们的“教育生命”才刚刚开始。让钱币成为“活的教材”
80周年的纪念，不止于致敬先烈，更在于让这些泛黄的钱币永远“流通”在记忆里。让每一个看到它们的人都记得：那些在货币掠夺中失去家园的人们，那些抱着成捆废纸痛哭的百姓，早已用自己的苦难为我们写下叮嘱——别让历史重演，别让和平褪色。因为，忘记过去的代价，我们付不起；守护和平的责任，我们卸不下。
作者简介
朱海康，男，出生年月1960年10月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退休。湖北省收藏家协会文献分会副秘书长、武汉收藏家协会会员。药品销售高级工程师、化学工程工程师。
审阅：陈祖坤
编辑：储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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